不平等與風險
Inequality and Risk
August 2005
原作:Paul Graham
譯:梅普華

(這篇文章源於Defcon 2005的一場談話。)

如果你想要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有兩種方法可以達成:送錢給窮人或者把富人的錢拿走。不過這兩種作法其實是一樣的,因為得先弄到錢之後才能送給窮人。當然不能由窮人身上弄錢,否則等於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還是得從有錢人身上拿錢.

當然不一定要轉移富人的錢,還是有辦法讓窮人致富。你可以幫助窮人提升生產力,比如讓他們更容易受教育。不一定要把工程師的錢拿給售貨員,我們也可以讓本來會成為售貨員的人變成工程師。

這是個讓窮人致富的絕佳策略。不過過去200年來的證據顯示這種作法不能減少經濟上的不平等,因為它也會讓富人更加有錢。如果社會上有更多的工程師,那麼就更有機會雇用他們,或者賣東西給他們賺錢。在勉強求生活的農夫為主的社會中,亨利福特大概沒法子靠製作汽車賺大錢吧;因為他找不到工人也沒有客戶。

如果你不只是要改善整體生活水平, 還想要減少經濟的不平等,光是拉拔窮人並不足夠。很可能某個新培養出來的工程師有雄心壯志想要成為另一個比爾蓋茨。這樣子經濟不平等只會更加嚴重。如果你真的想減少貧富間的差距,就得在提升底部時把頂層壓下來。

要如何把頂層壓下來呢?你可以嘗試降底那些最賺錢人仕的生產力:讓最佳的外科醫生用左手開刀,強迫最紅的演員暴飲暴食,如此類推。不過這種作法很難實行。唯一可行的作法還是讓大家做出最好的成果,然後把你認為過多的部份充公(抽稅或是限制他們能要求的報酬)。

所以讓我們澄清降低經濟不平等的意思。它其實就等於是把富人的錢拿走。

當你把某個數學式轉成另一種形式,常常會注意到新的東西。現在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把富人的錢拿走與原本"減少不平等"的想法是一樣的,但是前者卻會導出原本看不到的結論。

問題在於風險與報酬必須對稱。勝率只有10%的賭局報酬一定要比勝率50%的賭局要高,否則沒人要參加。如果你拿掉可能的高報酬,就會減低人們冒險的意願。

把我們原本的說法代進來,就會得到:減少經濟不平等,等於減低人們所願意冒的風險。

如果最大的報酬減少了,會有很多類型的風險不再值得去冒。高稅率之所以危險,原因之一就在於創業正屬於這類型的風險。

投資人

創業本質上就是有風險的。一家新創事業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來一個大浪就沈了。一個競爭產品,經濟衰退,一件資金或經營許可上的延誤,一件專利訴訟,技術標準的改變,關鍵員工離職,損失大客戶,其中任何一項都能在一夜間毀掉公司。似乎十家新創事業只有一家會成功。 [1]

我們創業的公司讓第一輪的外部投資人有36倍的報酬。這表示就目前美國的稅率而言,只要我們成功的機會超過1/24,就值得投資我們了。聽起來還蠻有道理的。當初我們幾個還是全無事業經營的技術狂時,大致上也是這樣想的。

如果新公司有其他資金來源應該就不成問題了。為什麼不直接讓政府或像Fannie Mae之類接近政府的大型組織,取代私有資金來做創業風險投資呢?

我來解釋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因為這就是要求政府或類似政府的雇員去做他們最不能做的事:冒險。

為政府工作過的人都知道,重點並不是作出正確的選擇,而是作出萬一失敗時可以脫身的選擇。如果有安全的選項,官僚份子一定會去選。不過對創業風險投資來說這是錯誤的作法。商業的本質意味著如果報酬夠好時應選風險高的選擇。

現今的創投業收入的模式讓他們會往好的方面看:他們會獲得基本收益的部份比例。而這也能幫助他們克服可理解的恐懼,去投資一家看起來像(或許實質上是)大學生的技術狂所經營的公司。

如果不淮創投業賺錢,他們就會變得和官僚一樣。沒有希望得到收益就只能害怕損失。於是他們就會作出錯誤的選擇。拒絕技術狂而選擇那些穿西裝講起話來頭頭是道的MBA,因為萬一以後投資失敗會比較容易開脫。

創辦人

即使你能想辦法重新設計創投資金機制避免創投業賺錢,還是存在另一種無法取代的投資人:新創事業的創辦人和創業員工。

他們投資的是他們的時間和點子。而這些是等同於金錢的;證據就在於投資人願意(如果被迫的話)把兩者視為可互換的,賦與心血股權(sweat equity)和他們花錢買的股權相同的地位。

你投入時間這個事實並沒有改變風險與報酬間的關係。如果你要投入時間去做某些成功機會很低的事,只有報酬相對上很高時再有可能去做[2]。如果不允許有高報酬,你可能也會打安全牌。

和很多新創事業的創辦人一樣,我是為了致富才投入的。不過我並不是為了買奢侈品。我要的是安全感。我想賺足夠的錢以免往後要為錢憂心。如果禁止由創業賺到足夠的錢,我會用別的方法尋找安全,比如為某家穩定不太會開除員工的大組織工作。與其累得半死地創業,我可能會嘗試在某家大型研究實驗室找個輕鬆的好工作,或是在大學裡拿個終身職。

在風險沒有報酬的社會中,每個人都會這樣做。如果你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退而求其次的作法就是找一個主要由年資決定地位的大組織,在其中找個容身之所。[3]

就算我們有辦法取代投資人,我不認為有法子取代創辦人。投資人主要是貢獻金錢,錢不管從哪裡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可是創辦人貢獻的是點子。你不能取代點子。

讓我們詳述到目前為止的論點。由於我最後導出的結論會讓很多讀者尖叫抗拒,所以我得努力讓每個環節都無懈可擊。減少經濟不平等表示要拿走富人的錢。由於風險和報酬是對穩的,減少潛在報酬自然會降低人們冒險的意願。創業本質上是有風險的。沒有與風險相稱的潛在報酬,創辦人就不會把投入時間新創事業。而創辦人是無法取代的。所以消除經濟不平等就表示消滅新創事業。

經濟不平等並不只是新創事業的結果。它還是驅動新創事業的引擎,就像流水驅動水車一樣。大家是抱著致富的希望去創業的。如果你的社會嘗試防止任何人比其他人富有許多,它也會防止一個人賺大錢。

成長

這個論點的作用是有層次的。並不是說消除經濟不平等就完全沒有新創事業。當你減少經濟不平等時,就會減少新創事業的數目[4]。提高稅負,冒險的意願就會等比例降低。

而這對所有人來說似乎都是壞事。新科技和新工作都不成比例地來自新公司。事實上如果沒有新創事業,很快地就不會有成熟的公司,就像不生小孩之後很快就沒有成人一樣。

說要減少經濟不平等聽起來很仁慈。當你這樣子陳述時,誰能跟你爭辯呢?不平等一定是壞事,對不對?改說要減少新成立公司的速度,聽起來就沒那麼慈善了。不過其中一個說法卻暗示了另一個。

事實上,降低投資人冒風險的意願並不僅僅去除新創事業,而是會去除裡頭最有前途的。與穩定的事業相較之下,新創事業的成長快而風險高。這種趨勢是所有新創事業都一樣的嗎?換而言之,風險最高的新創事業在成功時成長也會最多嗎?我覺得答案是正面的。這個想法令人害怕,因為這表示如果抑制投資人冒風險的意願,最有利可圖的新創事業就會率先出局。

當然並非所有有錢人都是因創業而致富的。我們是否能只允許人們創業致富,用其他方法賺太多的錢都抽稅抽掉?那樣不是也多少能減少不平等嗎?

它的效果比你想像中的少。如果你這樣做讓人們只能透過創業致富,想要致富的人就會通通都跑去創業。這或許是件很棒的事。不過我不認為這對財富分配有多大的作用。想致富的人會無所不用其極。如果創業是致富唯一的方法,只會多出一大堆人出來創業。(如果你非常仔細地訂定法條,那麼情況很可能就會變成這樣:很多人都做些能讓書面上看起來像是創業的事。)

如果我們一定得消除經濟上的不平等,還是有一種方法:可以假設我們願意就這樣,不要新創事業也沒關係。如果我們這樣做會發生什麼呢?

我們至少得接受較低的科技成長速度。如果你認為總有法子,能讓穩定的大公司像新創事業一樣快速地發展新技術,那麼你有責任解釋要如何達成。(如果你能編出一個有一點點可信的故事,就可以靠寫商業書籍以及替大公司做顧問來賺大錢了。) [5]

好吧,就讓我們接受較緩慢的成長。這會有多糟呢?好吧,這在實務上並不好,因為其他國家可能不會同意陪我們一起慢下來。如果你甘願以慢於全世界的速度開發新科技,結果會變成什麼都發明不出來。你有可能發現的東西全都已經其他地方發明過了。而你只能用原始物料和便宜的勞力來交換。當你沈淪到這種地步,其他國家就可以對你為所欲為:安排傀儡政府,吸光你最好的人才,讓你的女性同胞淪為娼妓,把有毒廢料傾倒在你的國內 - 所有那些我們現在對窮國所做的壞事。唯一的防禦方法就是隔離自己,就像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的作法。不過如此一來就會有另一個問題,你得成為警察國家才能就會實施。

財富與權力

我瞭解新創事業並不是消除經濟不平等倡導者的主要目標。他們真正厭惡的是會與權力結合讓自己一直存在的那種財富。比如提供競選資金給政客以交換政府合約的建設公司,或是把小孩送去讀昂貴升學學校以便進入好大學的有錢父母。不過如果你嘗試以經濟手段攻擊這種財富,很難不附帶摧毀新創事業。

這裡的問題在於腐化而不在於財富。所以為什麼不針對腐化呢?

如果我們能避免財富轉換成權力,就不需要防止人們致富。過去在這方面已經有一些進展。康文多爾•宏德比蒂(譯註:華爾街的著名炒手)有個不肖孫雷吉,他在1925年因酗酒死亡之前,在五個不同的場合撞倒了五個行人,而且撞死其中兩個。1969年當泰德•甘迺迪在恰帕奎迪克把車開出橋面時,上限似乎降到一位。而今日的標準可能已經降到零人了。不過改變的並不是財富的差異。真是改變的是把財富轉成權力的能力。

你要如何打破財富與權力間的連結呢?要求透明化。仔細地監看執行權力的方式,並且要求決策形成的過程要有依據。為什麼不把所有警察審訊過程都錄起來呢?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2007年的學生有36%來自預備中學,可是只有1.7%美國小孩進這些預備中學?為什麼美國真的入侵依拉克?為什麼政府官員不多公佈一些他們的財務資料?又為什麼只有在他們任職時才要公佈呢?

我有個非常懂電腦安全的朋友,他說電腦安全最重要的動作就是要把所有的東西都記錄下來。當他還是個想侵入電腦的小孩時,最擔心的事就是會留下痕跡。比起任何刻意佈下的障礙來說,避免留下痕跡會讓他侵入時麻煩許多。

財富與權力間的連結就像所有非法的連結一樣,都是在秘密之中茁壯。公開揭露所有的交易,就會大幅地減少這些連結。記錄所有的東西。這種策略似乎的確有效,而且不會有讓整個國家貧窮的副作用。

我不認為有多少人瞭解經濟不平等與風險有關連。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完全掌握這個想法。很多年前我當然就已經知道,如果不想創業,另一個選擇就是找個舒服的終身職研究工作。不過我並不瞭解決定這種行為的方程式。同樣的由經驗來看,不讓人們致富的國家顯然都會走向災難,不管是戴克裡先時期的羅馬還是哈洛德•威爾遜時期的英國都一樣。不過我到最近才瞭解風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嘗試攻擊財富,最後也會抓到風險以及隨之而來的成長。如果你想要一個更公平的世界,我認為我們最好開始攻擊下一個步驟,也就是財富轉變成權力的過程。

註釋

[1] 這裡的成功是以原始投資人的觀點來定義:可以是公開發行,也可以以高於最後一回募集資金的價值被併購。傳統1比10的成功率的確是恰巧得令人起疑,不過與創投業討論的結果,顯示就整個新創事業來看這個數字大致正確。而頂尖的創投公司可望有更好的成績。

[2] 我並不是說創辦人會坐下來計算新創公司的稅後期望報酬。他們是受其他人創業的例子激勵。而這些例子的確反映了稅後報酬。

[3] 猜測:在一個(不腐化)的國家或組織中,財富的差異會與年資系統的普及程度成反比。所以如果你抑制財富的差異,年資相對上就會變成更重要。到目前為止我並沒有看到例外,不過在非常腐敗的國家中兩者可能會同時出現。(感謝Daniel Sobral指出這一點。)

[4] 擁有真正封建制度經濟的國家或許能成功的重新分佈財富,因為沒有新創事業可以犧牲。

[5] 新創事業開發新科技的速度也是他們報酬如此豐厚的另一個原因。我在「如何創造財富」(見駭客與畫家)一文中解釋過,你在新創事業裡所做的事,就是把一生工作的價值壓縮成短短幾年。不鼓勵這種行為似乎跟不鼓勵冒風險一樣笨。

感謝Chris Anderson, Trevor Blackwell, Dan Giffin, Jessica Livingston以及Evan Williams閱讀本文的初稿。另外感謝Langley Steinert, Sangam Pant以及Mike Moritz提供創投相關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