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

∼台北市古蹟巡禮

 

基本資料

  ●位置︰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二號
  ●創建年代:西元1919年
  ●國定古蹟

緣起

  總統府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它是日治時期臺灣最高的統治機構,建築規模也數最大。日本據臺後的臨時總督府設在清末的布政使司衙門,直到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才有興建永久性廳舍的計劃,當時在城內選定地址原已有陳姓及林姓的宗祠,為了建造總督府,勒令兩祠他遷。日人擇城內核心地帶,並且將總督府朝東門,似乎刻意象徵旭日東昇。從一九○六年及一九○七年先後舉辦兩次懸賞設計競圖,初選七名入選。複審後評審團認為第一名作品與荷蘭海牙和平館太相像,故錄取第二名長野宇平治的作品為得獎者。從參選的透視圖看,中央塔只有六層樓,裝飾也較平實。但設計圖再請臺灣總督府任職的建築家森山松之助修改,中央塔加倍增為六十公尺高,可以俯瞰臺北盆地全景,外牆的裝飾也增加許多。終於定案,於一九一二年動工,一九一五年舉行上樑典禮,於一九一九年竣工,總面積超過一萬多坪,為當時東亞少數巨大建築之一。

建築及歷史細部

建築樣式之探討(轉載: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陸金雄建築師撰)

  總統府這座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所建造的地標性建築物,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根,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權力的「圖騰」,全國軍民領導中心的「象徵」,從往昔的文字記錄;『殖民統治權威的象徵』、『國家形象』、『軍國主義的陽剛』、『日本國旗圖騰』、『華麗、精緻、簡潔、典雅、莊嚴』等……形容詞的描述,甚至『形式源流應歸於德國風格』、『文藝復興巴洛克式』的不同解讀,更讓人對它的「身世」感到好奇,因此藉著對形式語言的分析去建構它的「譜系」,讓它驗明「正身」。

  要追溯它的源頭就得從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 ,1868-1912)談起,日本為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殖民(意即趕上西方國家),在軍事、財政上現代化,發展資本主義、推動工業化,國家文明、文化及智識上進行啟蒙教育,在二十餘年間即完成了大多數的革新,以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率,建立了真正現代化的國家。初期,無論在研究機構的建立或都市設施的設計及建造皆缺乏技術及專門人才,因此許多留學生被派往國外,學習西方知識,同時許多外藉技術人員、工程師及建築師也被明治政府邀請至日本參與初期的社會及都市建設工作,主要有英國建築師T. J. Waters,法國建築師C. de Boinville,義大利建築師 G. V. Cappelleti,德國建築師H. Ende及W. Bockmann,其中又以英國建築師康得(Josiah Conder,1852-1920)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康得畢業於倫敦大學,曾在William Burges的事務所工作過,受其指導英國哥德式樣建築的基礎知識,於 1877年以25歲之齡來到日本,成為第一位東京大學前身,東京帝大的教授,他引入西方教學系統,教育出第一代(1879)的日本建築師包括括辰野金吾 (Kingo Tatsuno 1854-1919),片山東熊 (TokumaKatayama 1853-1917),曾邇達藏(Tatsuno Sone,1853-1937)及Shichijiro Sadate。康得於1888年開始執業,曾參與許多公共建築的設計及建造(其中以東京的鹿鳴館 (Rokumeikan 1883) 政府賓館最為著名,這座歐洲折衷主義樣式的建築,用來推展西方文化及日本菁英學習西方社會社交的重要場所),其作品及教學透過學生的媒介,對的明治樣式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

  由康得的背景,回溯當時英國的建築潮流發展概況;從1715年開始受到法國理性主義的影響,追求新的、純椊形式的「真」,排斥巴洛克人工化的「假」,透過書籍、旅行、及考古,建立古典復興(Classical Revival)樣式,至1758年法國人勒華(Le Roy)出版「希臘遺址與文物」,1962年英國人史都華(Stuart)及芮維特(Revette)出版「雅典文物」,帶動希臘復興這股新古典主義風潮,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初期。

  哥德復興(Gothic Revival)在維多利亞(1837-1901)時期出現,它相對於古典主義的因循守舊作風,具有地方民族的色彩,初期在莊園府邸建築中模仿城堡或哥德教堂樣式,強調風景如畫的理念,哥德復興盛期則具有強烈的彫刻性,豐富的筋肉糾結(Muscularity),及多樣的色彩。哥德晚期則傾向於溫和的、妥協的折衷樣式。其中曾一度出現矯飾主義,在英國直接稱之為「義大利式」(Italianate Revival),具有擺脫古典柱式,以可塑樣式(Plastic style)表現個性的手法,影響深遠。

  在簡述建築歷史發展的背景之後,對照總統府建築物本身的構成元素,來看它的樣式為何?在整體配置上座西向東,面對廣場公園,並連接二條放射性的軸向大道;信義路及仁愛路,展現莊嚴宏偉的磅薄氣勢,為整個都市空間發展的軸心位置,也暗喻未來都市發展由西向東的潛在趨勢。在平面構成上為矩形,辦公空間圍繞四週,中央放置集會空間,將矩形分割成二部份,成為封閉式的中庭空間,在形態上類似「日」字倒下後的橫向置放。辦公室兩側皆有走廊,惟北棟外側除外(東、西、南三面皆有日曬遮陽之考量,北面則無此需要),四周角隅上為垂直交通動線空間,基本上是中軸、對稱、平衡的平面空間安排。在立面空間處理上,遵循古典建築法則,以中央為主體,二側設角樓(Pavilion),五段落的立面處理,形成中軸,對稱的立面,為典型的1:2:3:2:1的節奏關係,在角樓與主體間的大片立面;一樓部份以粗面砌築(Rustication),做為整個建築物的基座,上開拱形窗洞,並有拱頂石,中間者較高大,可做為出入的門洞,上有拱圈(共七個)與柱式結合做為整體立面構成的基本元素,但是在柱式上,並未採用古典柱式,而是以方形雙柱並列直上三樓,在此位置上有戲劇性的轉折變化出現,材料上由磚轉換為石材,色彩上由紅轉為灰,並以篩帶將雙柱連接,再以水平線腳做為二種材料劃分的界線,這時在視覺上產生一種錯覺,好似將磚柱的上昇做了暫時性的休止(其實它真正的用意,是為了保持比例上的均衡,若直上四層,則會造成柱子各自獨立往上飛昇,水平簷線無法壓住,將破壞立面的整體感),於其上再長出第四層的圓形雙柱,柱身以水平帶狀劃分,柱與柱間出現半圓拱圈(這種柱與拱圈的結合,為標準的古典手法),拱圈與下方的二、三層其實是一個整體,只是在設計者的欺眼畫手法迷惑下,誤以為它是獨立的,然後以水平簷線將柱子做完美的結束,屋簷上有欄杆做為女兒牆,牆後意外的出現了向後退縮的第五層,在戲劇化立面構成的完美演出中,似乎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雜音。

  在中央主體的處理上,亦為雙柱並列的形式,以向前突出的雙塔,再次突顯主體的中心性,在中央山牆立面的處理上,中為半圓拱圈,兩側為牛眼窗,自牆面上(亦為雙柱構成,頂部飾以牛腿)昇起的二座短柱突破山牆的天空線,垂直向上的意圖至為明顯。中央主塔的方形平面上外貼雙柱的手法又再次出現,方柱在頂層轉換為二雙成對的圓柱,在形態上,為從線性發展至量體的誇張手法,其轉換點為一對突出的牛腿,讓圓柱更向三度空間擴張,最為特殊的是圍繞中央主塔的成對圍柱頂上的小尖頂,它超過屋頂的水平簷線,像八枝火矩般伸向天際,照亮台北的天空。角樓的處理,在立面上採用向前突出山形牆,然後拉高主體,做為突出部份的收頭,在牆面上仍使用雙柱並列的語法,較顯眼的是柱頂上突出的牛腿,承接頂層的山形牆,而中央的拱圈,又超越柱頂的牛腿,好似每一項元素皆不安於位,產生動態的互相推擠,古典建築的和諧、穩定、均衡在這埵乎被巴洛克的動感所取代。角樓八口處的半橢圓形門廓,採用成對的多立克柱式,對照其上,成對愛奧尼亞柱式的山形牆,中間斷開,中央拱頂石突破上層水平簷線,在形式上及手法方皆類似巴洛克。在中央部份的東向及西向八口門廓,採用具有纖細、優雅的愛奧尼亞柱式,對照角樓門廊,粗獷、堅固的多立克柱式,在整體立面構成的尺度上、形式上則顯得不太協調。

  從歷史背景及建築物的立面進行分析,可以辨別出設計者匯集了眾多建築元素;矯飾主義的誇張、巴洛克的動感、欺眼畫的手法、哥德復興的垂直崇高精神、古典主義的和諧,但設計者仍以統一的元素──無法歸類於古典柱式的雙柱並列形態── 統合整體立面的構成,也可以看出設計者意圖以不同的語彙,表達個人的詮釋── 以有限形體的構成,嘗試超越形體的束縛,傳達垂直崇高精神的無限,是典型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樣式。

實地探訪

衛塔
分立於主入口的兩側,強化入口的意象,並烘托出中央塔的雄偉。曾於二次大戰時遭盟軍轟炸,屋頂原為半圓形。

中央塔
高達六十公尺,可俯瞰台北城,是日治時代全台最高的建築物。原先設計六層,但為了凸顯統治者絕對的權威,將高度提高至九層。塔頂由下而上巧妙地由四面轉為八面,並飾以造型簡潔的立體柱飾。 

托架
成對的漩渦狀裝飾,彷彿強有力的撐起上方的對柱。

柱子
四柱並立,柱身做成立方體的突出裝飾,看起來和壁體的「滾邊」連成一體。

牛眼窗
位於山牆上的圓形高窗,形似牛眼而得名。此處特別以拱心石排列成車輪狀來增加變化。

主入口廊柱
日治時期的官署建築多喜將主要入口做成有屋頂的門廊,以強化入口意象。總統府的門廊將台基提高,威嚴感倍增,以愛奧尼克對柱圍繞,屋頂原為拱形,光復後改成平頂,是每次國慶大典時總統接受民眾歡呼的地方。

正面

角塔
位於轉角處,作為立面端景收尾,與高塔形成對稱穩重的三角形,並在造型及細部裝飾上與中央塔及衛塔相呼應。


2002/03